共同犯罪人應當承擔獨立退賠責任

一、引言
我國刑法對于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共同犯罪人的處罰進行了單獨規定，但是對于違法所得的處理僅有第64條“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予追繳或責令退賠”的原則性規定，無法為共犯的退賠責任劃分提供明確路徑。我國目前亦無司法解釋對于該問題進行明文規定，而各地司法機關對于共犯間退賠責任劃分的認識也莫衷一是。
對于共同犯罪人違法所得的退賠究竟應當承擔連帶責任還是獨立責任這一問題，之所以存在分歧，主要是因以下兩方面存在困難：一是被告人公平保障之間與被害人權利救濟的兩難，若要求各共犯對于被害人全部損失進行退賠，可能會造成部分行為人罪責刑不相適應的情況，若僅要求各共犯以各自違法所得為限承擔責任，則可能難以“最大程度”地救濟被害人的財產權利；二是精準處理涉案財產與有效追贓之間的兩難，若各共犯以實際所得為限承擔獨立退賠責任可實現精準處理涉案財產，符合責任自擔原則，然而由于涉案財產關系可能較為復雜、司法機關查明各共犯違法所得存在現實困難，連帶責任“似乎”能夠實現更“高效”的追贓、節約司法資源。
在現實的兩難境遇中，各地司法機關受到群眾上訪壓力，考慮到維穩、高效等因素，存在判處各共犯對于全案退賠金額承擔連帶責任的情況。然而這種一刀切的做法會造成部分案件中行為人的罪責刑完全不相適應，在退賠責任承擔影響量刑甚至減刑的局面下，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完全無法得到有效保障，故筆者想通過本文探討共犯承擔獨立退賠責任為基本原則的合理性。

二、退賠制度的規范目的：恢復與預防
在具體論述獨立退賠責任的優越性之前，筆者想先明確退賠制度的規范目的，因為不管是連帶退賠責任還是獨立退賠責任，其適用都不應違反制度本身的規范目的。
恢復是退賠制度的直接目的。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失，破壞了社會財產秩序。退賠制度的直接目的就是消除這種不法分配，恢復社會財產秩序。雖然退賠制度亦有恢復被害人財產權的目的，但退賠并不等同于賠償。要求犯罪分子對于其違法所得進行退賠，其根源在于“任何人不得因其不法行為獲利”，因此才需剝奪犯罪分子的違法所得。而賠償的出發點是挽回被害人經濟損失，為了能更充分地實現這一目的，在共同侵權的場合，才設計出連帶責任及追償制度作為被害人挽回損失的保障。退賠并非賠償，因此退賠責任應把握在盡可能恢復被害人財產權利，但又不超額剝奪行為人財產的尺度上。
預防是退賠制度的根本目的。從特殊預防的角度而言，退賠剝奪行為人的違法所得，防止這部分財產轉化為新犯罪行為的成本投入，消滅新犯罪的經濟基礎。從一般預防的角度而言，退賠制度使潛在犯罪的行為人了解犯罪后果，即任何人都無法從違法行為中獲利，降低其犯罪動機與欲望。同時，通過對于合法財產秩序的恢復，增強社會公民對于法秩序的忠誠，促進其遵紀守法。
因此，退賠制度在實現其規范目的的基礎上，理想目標是盡可能恢復犯罪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害，不因未完全剝奪不法財產而使犯罪行為獲利，并在剝奪財產的基礎上預防行為人再次實施犯罪。

三、應當以承擔獨立退賠責任為原則
筆者認為，在案件事實能夠清楚反映各共犯違法所得時，應以共犯承擔獨立退賠責任為原則；在確實無法查清違法所得分配時，才以共犯承擔連帶退賠責任作為極其有限的例外和補充。
共同犯罪并不意味著各犯罪人必然就退賠財產承擔連帶責任。“部分實行全部責任”原則解決的是共同犯罪人與共同犯罪行為的因果關系問題，各共犯仍就各自的責任要素、依其作用（主犯、從犯）分別量刑，民法中整體責任基礎上的連帶責任不能一概運用共同犯罪責任承擔中。
結合退賠制度的規范目的，也不難發現連帶退賠責任存在致命痛點：一方面，退賠的首要目的在于恢復社會原有的財產秩序，但在恢復被害人財產權的同時，不應因退賠制度的實施在各共犯間產生新的分配失衡；另一方面，連帶退賠責任無法在共犯間明確劃分責任、精準剝奪違法所得，無法有效消除行為人僥幸心理，更無法實現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根本目的。相反，獨立退賠責任則更值得提倡。
首先，適用獨立退賠責任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根據責任主義原則的基本要求，行為人應依照其個人罪行大小獨立承擔相應責任。但在連帶退賠制度下，部分行為人的合法財產權利長期被嚴重侵害。例如在（2020）京01刑初23號判決書中，要求違法所得5800元的被告人王某（參與詐騙3萬）與違法所得7000元的穆某（參與詐騙6萬）與其他6名被告人、另案處理的同案犯4人對于全案近600萬元違法所得承擔連帶退賠責任，就造成了王某、穆某的罪責刑完全不相適應；以及（2018）蘇刑終48號刑事判決書中，非法集資案件的主犯無可執行財產的情況下，法院直接判決連帶退賠，導致未得到集資款的銷售員的房產被強制執行，且該合法財產價值遠超行為人違法所得，從上述兩個案例中，不難發現連帶退賠責任制度的弊端。而適用獨立退賠責任，方能精準實現“任何人不得因其不法行為獲利”的基本理念。特別是在另案處理、主犯外逃的情況下，要求從犯承擔全案退賠責任顯然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還可能會出現分案后判決各行為人的責任之和超出共同犯罪實際違法所得的荒謬情況。
其次，適用獨立退賠責任有利于提高犯罪人刑罰執行的積極性，有利于提高執行效率。在筆者最近辦理的一起詐騙案件中，各共犯間違法所得分配均有客觀證據證明，但一審法院卻無視事實，直接判決違法所得僅30余萬的被告人孫某對于全案近500萬元承擔連帶責任。孫某已退賠40萬元，甚至已超出其違法所得，鑒于其他共犯（還包含另案處理的共犯）并無退賠意愿，一審法院判決各共犯承擔連帶退賠責任就極大地影響了被告人的減刑機會及退賠積極性，孫某也因此提出上訴，辯護律師亦會就共犯應承擔獨立退賠責任與法官進行深入探討?？梢娡速r作為重要的從輕量刑、減刑依據，獨立退賠責任的適用能夠明確各行為人的退賠責任，使其對于自身需承擔的退賠責任有所預期，有利于提高行為人及家屬退賠的積極性，同時減少執行階段被執行人方的異議、申訴和信訪，提高司法機關的執行效率。
最后，適用獨立退賠責任有利于追贓挽損，從實質上盡可能保障被害人財產權利。如上所述，適用獨立退賠責任會提高被告人退賠的積極性，提高執行效率，有利于追贓挽損。對于被害人而言，適用連帶退賠責任看似在廣度上能夠更全面地保障其財產權，但實際上由于行為人缺乏激勵、互相推諉，實際執行效果十分有限，使得刑事判決淪為一紙空文。更為嚴重的是，這類判決無法使公民準確認識到犯罪后果，也會導致社會公民對于刑事判決的信任大大降低，不利于一般預防的實現。相反，適用獨立退賠責任更能在實質上保障被害人的財產權利并實現刑法的社會效果。
筆者認為，在共同犯罪的退賠責任劃分中，特別是在已明確查明各共犯違法所得金額的案件中，獨立退賠責任應作為基本原則進行適用。獨立退賠責任通過在共犯間公平劃定責任承擔范圍，能夠有效提高退賠積極性，有利于實質上恢復被害人的財產權。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對不法獲利的精準剝奪，從而實現了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目的，進而實現退賠制度的規范目的。而在無法查明各共犯人違法所得金額的案件中，連帶退賠責任作為獨立退賠責任原則的補充，仍有適用空間。但應注意此處的“無法查明”系客觀上確實無法查清的情形，例如經多輪洗錢后確實無法確定分配比例的，而在案件事實已能較為明確反映各共犯的違法所得情況時，法院不應因群眾上訪壓力等法外因素，以“無法查清”為借口而“一刀切”地直接判決連帶退賠。

四、結語
司法機關長久以來迫于被害人方因財產損失而施加的壓力，過于追求在形式上保護被害人一方的正義，但卻忽略了同時保護部分被告人的合法財產權益，這種做法嚴重違背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筆者認為，司法機關應當及時轉變觀念，依據罪責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在各犯罪人作用存在差異時，不僅要在自由刑的量刑中體現差異，還應在退賠問題上體現責任承擔范圍的差異，現在亦有一些法院作出了積極的嘗試（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浙01刑初149號刑事判決書、北京市平谷區人民法院(2019)京0117刑初9號刑事判決書、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人民法院(2021)蘇0413刑初316號刑事判決書等），判決各共犯在其違法所得范圍內對其犯罪造成的被害人損失承擔退賠責任。在共同犯罪中，若能夠明確各犯罪人的違法所得金額，提倡承擔獨立退賠責任不僅有利于公平分配責任、保障涉案人員的合法權益，也有利于提高行為人及家屬的退賠積極性，更好地推進被害人的財產恢復，實現實質正義。